几个月前的一天，家住北京的我，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交警队寄来的罚单。罚单上说，我于某年某天经过其辖区高速公路的时候超速，为此对我处以200元罚款，请我在两周之内赶到三门峡市交警队接受处理。我努力回忆了一下，超速是完全有可能的，问题是，为了让我交纳200块钱的罚款，却让我不远千里去三门峡接受处理，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？

　　我问三门峡市交警支队：你们说我超速，有证据吗？他们说有，有录像。我接着问：那为什么不把我的超速证据一同寄来呢？那要花很多钱，他们说没钱。我再问：你们说我超速了，那你们能不能带着证据来北京，让我看看？他们很吃惊，大概此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和他们说过话，接待人员有些生气。我反问道：你们觉得我让你们来北京不合理，可你们为什么觉得让我去三门峡就合理呢？几分钟后，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欢而散。

　　放下电话我就想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：在一个现代社会，一个公民如果遇到行政处罚，或者法律纠纷，这执法的成本，到底该由谁来承担？在三门峡警方看来，我超速在先，理应到事发管辖地去接受处理，不管我为此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。但在笔者看来，我是不是超速这事还不一定呢，这三门峡警方就要求我千里迢迢去他们那接受处理，实在有些无理。我不好揣测他们行为的动机，但这种执法方法一定值得商榷。

　　其实在北京开车期间，我也曾经有两次轻微的违反交规而被摄像头拍到的经历，当我到交警队处理的时候，和我一起看录像的警察说，这种行为如果是人执法，可能也就过去了，但是机器拍下来了，我们就得这么处理。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处罚，可以到拍摄你的交通队去当场和他们申辩，但我一想，去一趟那里，半天时间，油钱就几十块钱，还不一定有结果，为了100块钱罚款，不值得，交吧。看来，在现在的制度安排下，因为行政处罚而产生的一系列成本，都是由公民来承担的。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逻辑，也会衍生出许多问题。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，由于执法成本几乎为零，公民被处罚的罚款，就变成了执法部门的“净收益”。另一方面，当公民认为执法部门的处罚有问题的时候，按照现有解决问题的路径安排，常常的结果是，你为了纠正执法部门的错误处罚，需要付出的成本，要远大于你息事宁人接受处罚付出的成本。久而久之，这不但有可能造成执法部门的率性执法，在公民的内心，法律的公信力也会降低。

　　其实，要解决上述弊政，方法也非常简单。以交通执法为例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，限制警察在道路交通管理过程中直接处罚的行政权力，而只赋予警察起诉违反交规的公民的权力。也就是说，将最终判定公民是否应该接受处罚，以及接受多少处罚的权力交给法院，警方只是这一诉讼中的原告而已。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：首先，警方为了准备诉讼，必须准备证据，甚至聘请律师，为此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，这就在制度上首先确保了警察不可能通过罚款“牟利”。其次，公民在法庭上有了申辩的机会，而裁决者不是执法者，也符合利益回避原则，整个处理的结果将更有可能保证公正。

　　可能有人会问，这样的制度安排会不会徒然浪费社会资源？为了一个超速罚单，还要惊动法院，那为此得增加多少法官和法庭？另外，从公民角度讲，这样的制度设计可能也未见得会节省成本，因为去法庭上应诉也是一件恼人的事情。的确，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现有的制度相比，无疑支出会增加，但这种增加是必要和值得的。因为从本质上讲，这样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限制警察的权力，只有警方的权力得到了必要的约束，公民的权力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。至于第二点，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早已实施这一制度的美国的经验。在美国，由于交通违章警察起诉公民的案件，公民有权要求在自己附近的法庭审理，有权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开庭时间，如果警方是根据录像对某位机动车驾驶员提起诉讼的，那被告还有权要求第三方对警方的测速仪进行鉴定，总之，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，警察想随意处罚公民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想要靠罚款来牟利，更是想都别想。前后两种方法，你觉得哪种更合理呢？